【经济热点】 樊纲：中国经济十年之痒

【经济热点】樊纲：中国经济十年之痒

2017-02-13 樊纲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

点击标题下「蓝色微信名」可快速关注

来源：《全球化》2016年第5期

樊纲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

整体：两次过热，余波未了
如果给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，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，体现出“两次过热”。
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。那次是形势使然，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，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。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30％～40％，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，尤其是房改后，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，企业也投资、政府也投资，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。为抑制过热，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，货币政策连续收紧，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，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。那段时期，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。直到现在，一提到“宏观调控”这个词，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、不让干那个。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“马上”：一刺激马上火起来，政府马上防过热，经济马上又下去了。
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。随着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，中国经济迅速下滑，出口负增长，大批农民工返乡，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。在此局面下，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，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，外界将其解读为“四万亿刺激计划”。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，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，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“逆势增长”。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，短短半年内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就从6.1%的谷底反弹到8.9%。10月末，官方宣布四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，前九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.4%。但是，从“四万亿”出台之日起，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，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。自由派观点认为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；干预派则强调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，甚至称四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。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，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，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。不过，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。刺激一年后，经济开始过热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。政府又掉头“泼冷水”：2010年4月，住房限购政策出台，之后连续打压，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，尤其是产能过剩。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，这是经济规律。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，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，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。
中国经济为何容易过热？最重要的原因在地方政府。我们曾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借债，但2009年危机一来又放开了，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债务。债多了，投资就多，经济就热，直到现在我们还处在清理、应对过热后遗症的状态中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，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。通货膨胀、资产泡沫、全国就业水平，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；地方政府的债务，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。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，能借钱就借钱，能扩张就扩张，这符合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利益。我们不能说怪谁，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，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“一放就乱，一收就死”，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。对于过热的风险，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。当然，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，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，托住经济，但力量不能太大，否则又要过热了。
个体：此起彼伏，水涨船高
对老百姓来说，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，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。过去十年中，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，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。2006年，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中国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72.1%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1800元；2014年达到2864元；2015年突破3000元。与此相对的，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。2015年7月，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当年夏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。数据显示，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6320元，其中北京以7873元排名第一，上海、深圳分别以7546元和6935元名列第二、第三。然而，早在2007年时，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《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》中，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5300元，深圳5280元、北京5000元。尤其是近年来，随着物价的高涨，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，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。就过去五、六年看，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快。尽管如此，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在城里留不下。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，他们平均干八、九年就回到农村，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。这几年为什么闹“用工荒”？如果他们不回去，新人又进来，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“用工荒”的出现，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，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。不仅是农民工，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层也在“逃离北上广”。数据显示，过去十年中，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，而生存成本，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。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，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，在北京、上海打拼几年后，往往趋于理性，退到二、三线城市定居，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。
相比于收入的增速，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十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。2006年，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，到2015年，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1.2万亿元，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“行走的钱包”。在国内，电子商务网站也在十年中迅猛崛起。去年，中国网购总额达到3600亿美元；“双11”期间，天猫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只用了12分28秒。过去十年，出国留学、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。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，购买力不断提高，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。还有投资，十年前，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，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？
尽管如此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。十年前，全球富豪榜和世界500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，现在不仅进去了，而且排到了靠前的位置。但是，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，甚至达到一流时，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。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7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，中国以738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，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0，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十万美元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早在2009年，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，当时占中国人口0.4%的富人，掌握着社会70%的财富。如果去掉富豪人群，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？过去十年，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。那些占总劳动力70%的群体，农民、农民工，生活质量仍然很低，他们财富不多，更没什么金融资产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说：“我羡慕韩国人，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！”当时韩国正闹危机，有资产才会有危机。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，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。今天，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，十年前这还无法想象。
纵论“十年之痒”过去十年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。过去十年，大学毕业生激增，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，市场供求发生变化，导致竞争更加激烈。
（转自社科智讯微信公众号）